高建群：用生命体验黄土地

　　渭河，中国黄河的最大支流，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东至陕西省渭南市，于潼关县汇入黄河；延河同样是黄河支流，发源于陕西省榆林地区靖边县经安塞镰刀湾乡，南下入延安，流贯延安城，在延长县南河沟乡凉水岸附近注入黄河，全长286千米。加上遥远的额尔齐斯河，三条大河之间，就是高建群魂牵梦萦的大西北。

　　60多岁的高建群看上去更像个带着些微“痞”气的顽童，时而说些“中国文坛要出大事”之类的傲话，时而又冷冷地自嘲一番。从他慢吞吞的说话方式中体察不出那种似匈奴人的悍勇，不过，他作品中的气场却截然不同，每部作品都具有史诗般的恢弘气势，有人说高建群是中国少数能驾驭如此长篇小说的作家之一了，也有人说只有大气的陕西作家才能写出这样大气的作品。

　　有一点是肯定的，高建群写的是那个苍黄、悲怆、流动、融合的大西北。“俺有三个精神家园，一个是渭河平原，一个是新疆的阿勒泰草原，再一个就是陕北高原，俺的文学生命就定格在大西北的这三个角落———渭河、延河和额尔齐斯河。”他操着浓重的陕西腔说，他笔下的每个大西北，都和作家自己的命运一样，有着一股历史之流不可逆转的悲壮感。

高建群

　　1954年1月出生，祖籍陕西临潼。陕西省文联副主席，代表作有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雕像》、《大顺店》等，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六六镇》、《古道天机》等，散文集《新千字散文》、《东方金蔷薇》、《匈奴和匈奴以外》等。其中,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产生重要影响，被称为陕北史诗。

命运之磨砺 无形的手操控一切

　　“人类的一切苦难都和俺息息相关。”高建群猛吸一口烟说。

　　上世纪70年代末，年轻的高建群骑着黑走马，巡走在新疆中苏边界，他走到了中国最北方的那根界桩，望向遥远的欧罗巴大陆，脚下和身后却是栗色的亚细亚。“‘你知不知道一种感觉叫荒凉？’这是一首流行歌曲里的话，俺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高中毕业，他和当时的其他青年一样选择去新疆当兵，一辆大卡车载着满满的年轻人，从西安出发，走了四天五夜来到了乌鲁木齐阿勒泰草原。

　　在额尔齐斯河的边防站，整整五年时间里，高建群每天都在和恐惧打交道，生怕随时爆发战争，他说，好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晃来晃去，却始终掉不下来。这是一种恐怖紧张到麻木了的生活，大家每天都在盼着赶紧离开，离开这个荒凉的地方，“我走后哪怕洪水滔天！”他笑道。

　　60多岁的高建群也经历过陕北的粮食灾难，他记得大锅饭吃完了之后发救济粮的日子，粮食还是不够时，大家就挖野菜，吃榆树皮，还把玉米秆、玉米芯在碾子上碾成粉，做炒面，吃油渣，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还挖渭河边的观音土吃。

　　有的苦难———如命运夺走了好友路遥的生命，让高建群只能以藐视来抗议命运和死亡。这两位作家在感情上曾以兄弟相称，像是两个“孤独的行旅者遇到了一起”。他还记得1983年在延安见到路遥时，后者脸色铁青地抓着高建群的手说，自己满脑子只回旋着一句话“路遥啊，你的苦难是多么深重啊！”而高建群回应道：“作家是永远不会被打败的！”

逝去的游牧文明 崇高的命运感

　　公元二世纪，匈奴部落自陕北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接壤地带起程，经过中亚西亚、黑海、里海，直到五世纪时来到欧罗巴，成为后来叫做“匈牙利”的国家之处。这群游牧民族中，必定会有掉队者：一个年轻的匈奴士兵在陕北高原一个叫做吴儿堡的地方看上了一个本地姑娘，却走丢了自己的马。没有了马，匈奴便不再是匈奴，他就这样只能留在了那块土地上。两个风流罪人，一个有着匈奴的光滑完整的小拇指头，一个有着汉人的分裂两半的指甲盖，因为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在黄土高原上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种家谱史，这便是“最后一个匈奴”，是高建群成名作《最后一个匈奴》中的开端。

　　这是一个人的偶然事件讲述的整个陕北历史背景的大故事，是中华民族基因和文明融合的大故事，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融的大故事，高建群曾在书中写道：“站在长城线外向中原瞭望，你会发觉史家们所津津乐道二十四史观点在这里轰然倒地，从这个角度看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以另外一个形态存在着的。”

　　“游牧民族气质刚烈、张扬，骑上马就要往前走，农耕文明则死气沉沉的，”高建群说，“在欧洲，一开始骑马的人后来开始造船，把大海当成草原，开始航海。游牧文明在中国则消失了，俺写《最后一个匈奴》也是为其作一首挽歌。”

　　从部队退役后，高建群来到延安，在《延安日报》从事新闻工作，整整十年时间，他背着黄挎包跑遍陕北高原各地，这段经历让他对陕北高原有了彻底的了解，期间接触到的故事和生活经历成为“匈奴”一书的不少情节来源。

　　而“匈奴”的历史背景虽然庞大，其初始却是一个极小的生活细节。1979年一次陕西作家创作会上，刚从中苏边防站退役回来的高建群受到了一位女知青臧若华讲的关于一个陕西剪纸女孩的故事的启发：她偶然发现一张陕北民间剪纸，觉得具有“毕加索的立体艺术风格”，便开始查访这个剪纸小女孩，在一次返回插队的村庄的路上，她偶遇一个行乞的小女孩，便买给她了碗高粱面喝了饸饹羊腥汤，一大碗面让女孩吃撑死了，却没想到她竟然就是作者千方百计寻找的剪纸女孩。

　　这个有关陕北艺术之美的独特的凄美故事启发了高建群，他后来也将这个故事放入《最后一个匈奴》之中，在他看来，大西北精神家园充满了一种命运不可阻止的悲剧感。

　　这种对厚重的命运感和悲剧之美的依恋，或许来自于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高建群曾经坐在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火车上，感觉俄罗斯的大地和中国的大西北很像，“充满忧伤和命运感”，他说自己读过所有“一流二流三流的俄罗斯文学”，特别喜欢俄罗斯文学里的崇高感和责任感。他同样也喜欢古希腊神话中的崇高感。“我不喜欢平庸的东西”，他说。

逝去的农耕文明 被都市化嘲讽

　　出生在渭河边，成长在陕北和新疆，高建群的一生反复地周旋在平原、草原和高原，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骑马的生活和种田的生活之间。“我不断地在调整自己，适应另一种新的文明，折磨了几十年，到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没有道理的。”

　　而到了新时代，他又目睹了一种全新的土地方式、一种强大的文明形式的出现。

　　去年年底，他的另一本厚重的长篇———《大平原》砸进中国文坛，这回，他是在给农耕文明写挽歌了，他终于将自己出生的那个精神家园———渭河平原写进了书里。

　　高建群出生在渭河边的一个小村庄，虽然不完全算是农民，但自小伴随农民和土地长大。《大平原》是一部小说，但几乎可以看成是他的自传，几乎每个角色都有着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尽管其中很多人已经去世了。高建群一直以来就想写家族史里的老故事，他的父亲、姑姑等亲人去世的时候，都曾对他说，你说你要写的，但是你没有写，难道你也会像我们一样，将这些嚼头带进棺材里去吗？但很多时候，高建群自己又觉得“陈年的东西不要写”，对写作失去了信心。

　　直到他到西安一个叫做高新区的地方挂职时，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必须做些什么了。

　　西安高新区是一个落满现代化大厦，精心布置着漂亮的绿化带和干净宽敞公路的新城，然而，以前，这儿曾经是一个个的小村庄，如同高建群出生的小村庄一样无名。“几千年的村庄，一个个从大地上连根拔起，连个村名都没留下，就这么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在世界的都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被碾碎了。”

　　他回忆起自己记忆中的渭北农村：农民们个个胳膊粗壮，坐在家里像个帝王一样，看见不顺眼的路人也不会鸟他，到了晚上就出去吃个擀面片，悠闲自在。家里还有一棵老槐树，告诉村民们春天来了，夏天来了。村里每个人的故事都充满了传奇性。

　　然而，现代化来了，村庄拆掉了，夕阳依然照在这块平原上，老槐树却被吊了起来，可能要被放在一个叫做平原公园，或者农耕文明纪念馆的地方。农民们进了城，身上长出了赘肉，有的不适应城里生活，有的则往前走，成了企业家。“我不想评论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给不了答案，只是想说我们这代人经历过这一切。”

　　无论是“匈奴”还是《大平原》，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的文明变迁，其实都是土地在发生变化。

写作之苦 用生命来写

　　高建群追求崇高感和悲剧感的写作，这对作家本人来说往往是危险的，甚至差点导致了一场“自杀危机”。回忆18年前创作《最后一个匈奴》的状态，高建群常用“失控的航天器”来形容自己。

　　“幸好最后安全落地了，差一点俺就没法控制自己了。”高建群说，一部史诗长篇，断断续续写了十年，最终写出了一部陕北高原几代人的历史大剧，“史诗长篇中，一部大戏完了另一场大戏开始，把这些故事连起来最难。真正的长篇是一个恢弘的工程，像一座恢弘的大厦一样。”

　　他曾在一篇忆文中描述给长篇画上句号的那一天：当他看到那张写作的桌子时，不自觉地趴上去，摸笔准备写作，过了许久才意识到长篇已经写完，笔已经收拾起来了，他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他下楼，看到橱柜上摆着父亲的遗像，才突然明白，在自己写作过程中，父亲已经去世了。他又准备给单位打个电话，拨通以后才突然想起来，自己的职位，在写作这段时间中，已经被人取代。他的抽屉里放着写作过程中掉下的三颗牙齿，他写作过程中掉了十三斤肉，他想睡觉，却怎么也睡不着。他于是打电话给北京的编辑，说，“俺想自杀！”

　　高建群说，写《大平原》时，体力不如以前，当年可以每天写一万四千五百字，现在则每天给自己限定三千字。从2008年春天开始，他常常提着小包，到小区旁边的公园里，找长凳，铺开稿纸。写到汶川大地震那一天，此书只有最后四章了，地震中，他和母亲与妻子在摇晃中跌打着爬下了楼。第二天，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部分完成的手稿装进大信封，告知亲友，一旦大楼震成废墟，还能帮助它面世。

　　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时，曾经拉着高建群聊了三天三夜，“故事讲到自己都认为是真的为止”，而高建群却向来习惯自己一个人孤独地写作，哪怕是一场耗尽体能的大剧。他说，每次写完小说，总是觉得很委屈，别人都很轻松地在生活，自己为什么要和世界过不去呢？

　　或许，他的写作状态可以解释他在写作之外的“贪玩”，尽情享受吸烟、喝酒、麻将这样的人生之乐。如今，高建群还有另外一个“闲情怡事”———作画。高建群在文坛以一手好字和好画知名，去年出版的《大平原》和新版的《最后一个匈奴》中，从封面到插画都是他亲笔所做，他不仅家中到处都是自己的笔墨，甚至还有了一个偌大的画室。现在的高建群，对写作有点累了，但他说自己接下来还有一个“宏伟的目标”———向台湾的朱德庸同志看齐，想创作一本类似绘本的书画大作，将他对大西北，对自己的精神家园，对人生，对命运的态度在画笔和毛笔下呈现。不知道接下来的高建群，在创作中，是否还能和这个世界过得去吗？

　　■记者手记 ：高建群的坚持

　　高建群刚从陕北拍摄现场回到西安。经过了整整十六年，他的成名作《最后一个匈奴》在历经波折之后终于要被中央电视台拍成电视剧，这将是明年央视重点推出的大戏。高建群看上去似乎比自己又写了一部长篇还要高兴，他像一个影视专家一样向朋友们介绍着潘粤明、刘涛、秦海璐、李欣汝这些当红的演艺明星。

　　高建群有一帮老文青老友，有的搞文学，有的搞电影，大部分已经退出官场，但都曾经在文青盛行的七八十年代驰骋一时。老文青们有自己的玩法。喝白酒喝到酩酊大醉，闹事闹到招来警察都不是一两次，现在大家年纪都大了，但看到上好的白酒依然会眼睛一亮，神气高涨起来。老文青们另一个爱好就是搓麻将，方砖堆起来后，一帮人可以坐上一整天。

　　麻将和烟是高建群永远戒不掉的东西。他的手中永远持着一根烟。坐在作协配的车里，他往往先分给司机小李一根，然后点起自己的烟。他总是被自己制造的烟雾缭绕包围着，有时候看起来像个满腹想法的道士。

　　陕西的文艺人，大多离不开这块土地，西影厂曾出过张艺谋，作家圈则有路遥、高建群、贾平凹、陈忠实等人，他们都离不开陕西话、城墙、秦腔和这片黄土地。大西北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也是他们种植的艺术之花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