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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自力:从领导渭华起义到出任驻苏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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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宗河 来源:陕西之子 发布时间:2010年7月06日下午10点10分

  潘自力(1904—1972),原名自励,又名定九,原中央候补委员、原中国驻苏联大使。

个人履历

  陕西省华县枣园村(在今高塘镇)人,17岁时,家里曾威逼他弃学经营农业,他一气之下投考陕西混成旅炮兵营当兵,因不堪忍受非人待遇,一年后又离开炮兵营,考入咸林中学。当时,魏野畴、王复生、王懋廷等进步教师在咸林中学任教,在他们的影响下,潘自力阅读了《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热烈追求新思想,并和同学们一起探讨社会问题。他还积极参加学校成立的读书会、救国会、自治会、互助社、新剧团、讲演会等有益活动,在这些组织和活动中,表现出自己出色的组织才能,因而被公推为咸林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后又被选为县学生自治会会长。

  1922年至1923年春夏间,王复生老师与赤水职业学校创办人,陕西党、团组织创始人之一的王尚德联系,成立了青年励志社,潘自力是成员之一。1923年7月,潘自力跟随王复生老师来到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大学。这期间,他加入陕西在京学生组织的进步团体——共进社。1923年夏,潘自力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底,奔父丧返回华县,1924年春复入咸林中学。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潘自力与共进社社员一起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

  1925年7月以后,按照党的指示,他在陕西、河南进行青年和军人运动。1925年10月,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6年1月,潘自力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6年冬,潘自力等从莫斯科动身回国。1927年5月,他回到陕西,先后在长安、西安、渭南等地从事党的工作。1928年1月,任陕西省委书记。2月,他又被推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赴上海开会。因会议改期,他向临时党中央汇报了陕西工作,接受了中央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以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示后,即返回陕西。他向省委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向各地党组织布置了发动农民武装斗争的任务,并参加了渭华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1928年11月,潘自力在西安被捕,在敌人的酷刑面前,毫无惧色,严守党的机密。1930年10月,他逃出敌人监狱。因无法接上党的关系,遂受杨虎城资助,去法国留学。后辗转英国、苏联,于1933年5月回国。1935年1月,他历经艰辛,于四川北部找到红四方面军,在总政治部任干事,参加了长征。1936年9月,重新入党。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胜利结束长征,潘自力调到红军大学任政治教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潘自力奉调到晋察冀军区,先后担任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后又任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部主任和十九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1949年7月,潘自力任十九兵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军进军宁夏。9月,宁夏和平解放,党派潘自力留在地方担任中共宁夏省委书记和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他又调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1955年1月以后,潘自力转到外交战线上工作,先后担任过我国驻朝鲜、印度、尼泊尔、苏联等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潘自力遭到残酷迫害,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1972年5月22日在山西霍县“五七干校”与世长辞。

  1979年2月,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昭雪,其夫人遵照他的遗嘱,捐赠一万元给其母校——咸林中学。


潘自力、姚淑贤在蜜月中


宁夏首任省委书记、省主席

  1949年9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进军宁夏,协助兵团领导人杨得志、李志民等积极开展政治工作,特别在促使马鸿宾父子的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和宁夏兵团投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宁夏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贡献。宁夏解放后,任中共宁夏省委书记、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宁夏军区政治委员,主持宁夏的党、政、军工作。其间,在领导宁夏建设和巩固政权、加强民族团结、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方面,成绩卓著。他政治理论水平高,善于学习,头脑清醒,多谋善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上级指示坚决,处理实际问题非常果断。解放前,宁夏种植鸦片,有7万多烟民。为禁绝烟毒,潘自力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决定,以省人民政府的名义3次颁发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和布告,并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制订禁烟禁毒暂行办法。对永宁县七区两个乡拒不执行政令,继续种植鸦片的问题作了严肃处理,永宁县政府负责人也因此受到记大过处分。为表明政府禁烟的决心,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并公开烧毁了旧官吏和烟民交回的3万两鸦片烟,这一举动对于当时提高共产党的威信,促进城乡烟民戒烟起到了很大作用。土改运动在全省铺开前,为取得第一手经验,他带工作组到宁朔县的叶盛镇用40天时间搞试点,然后从各地实际出发,主持制定了若干具体政策,使土改工作在宁夏全省健康发展,顺利完成。他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处理宁夏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民族宗教问题,如职业阿訇家庭土地租雇工耕种、批斗逮捕少数民族地主分子等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这样既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又正确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促进了生产发展。他在干部任用上不分亲疏,坚持走五湖四海、德才兼备的路线。当时,宁夏干部来自十九兵团、三边分区、宁夏地下党及新参加工作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步青年,还有留用人员等,情况比较复杂,他不管对来自哪一方面的干部都一视同仁,尤其对十九兵团转下来的干部要求更严。他还从宁夏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实际出发,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做好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解放初许多人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存有戒心,潘自力首先找少数民族中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座谈、谈心,安排他们到各级政府和政协工作,鼓励他们坦诚进言,大胆工作,并要求党员干部支持他们的工作。同时,还选拔培养了各族优秀分子,特别是回、蒙民族干部,充实到乡、区、县各级人民政权领导班子中。解放初期,宁夏有大小土匪20多股,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消除匪患,他亲自部署剿匪工作,在宁夏军区的具体实施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土匪全部肃清。


毛主席接见潘自力


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于宁夏解放后近三个月的1949年12月,发生于当时身居解放军19兵团副政委、政治部主任、首任宁夏省主席高位的潘自力同志和他领导下的兵团后勤运输连副连长之间。这个故事生动地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我军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的平等关系。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传统美德的今天,重温这一故事,是希望它能使我们现代人从中得到某些教益。

  1949年12月,我在19兵团后勤运输连当文化教员,连队驻银川市。在这个月的一个寒冷的晚上,我连韩副连长、我和一位班长,三人结伴去银川觉民学社看秦腔。进剧院一看,只有靠近舞台的第一排中间摆着几张桌子,桌子上扣着椅子,尚无人就座。谁都明白,那肯定是给大人物特设,并等候他们来人座的。其它座位已人满,但戏尚未开锣,显然,也是等那些大人物到来后才开演。我和班长见无处入座,就放弃了看戏的念头,准备回去休息。但脾气倔强的副连长却执意要带我们去前排入座。我俩就鼓起勇气,随他去搬下椅子,坐在上面。屁股还没坐稳,剧院工作人员就立即前来要我们离座,但副连长硬是不抬屁股,还粗声大气地与剧院同志争吵。

  争吵中有这样一些对话:

  “同志,不能在这儿坐。”

  “座位空着,为啥不叫坐”

  “这是给人留下的。”

  “分不分先来后到。我们先来,就该我们先坐。”

  “这是给潘主席留的。”

  “不管多大官,都不该搞特殊。”

  争吵中,潘自力同志和他的随行人员进入剧场,并听到上述对话,就前来制止。韩副连长明知这位制止他争吵的人,就是将要在前排就座的潘政委、潘主席,但仍然毫不畏惧地大声顶撞说:“我就不信共产党官职还分大小,毛主席去延安剧院看戏,去晚了照样在旮旯里站着看!”

  争吵声,特别是对潘自力同志的顶撞,引起全场观众的注意,大家都神情紧张地注视着。为了制止争吵,潘自力同志命令:“警卫员,把他送到兵团保卫部!”韩副连长只好气呼呼地走出剧院,潘自力同志也跟随出去。

  我和班长见情况不妙,就溜回驻地,将这一情况报告其他同志。大家听后,都为韩副连长捏着一把汗,认为首长非关他禁闭不可。我和班长更是惶恐不安。

  出乎大家的意料,大约到11时,他竟然哼着那晚学到的几句秦腔戏文,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大家惊奇地问他:“怎么把你放回来了”经回答,才知道压根就没送他去保卫部。原来走出剧院后,潘自力同志只是温和地批评了他几句,说他不该在大庭广众的剧院吵,影响不好,然后拍着他的肩膀说:“走,咱们看戏去。”就这样,他跟着潘自力同志又回到剧院,坐在潘的身边,痛痛快快地看完了全场演出。

追悼会

  原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同志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山西含冤去世,终年六十八岁。潘自力同志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邓小平、李先念、王震、耿飚、聂荣臻、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杨勇、伍修权等同志送了花圈。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处交部及我驻苏联、朝鲜、印度大使馆也送了花圈。李先念、乌兰夫、胡耀邦、耿飚、聂荣臻、姬鹏飞、康克清、伍修权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主持,外交部部长黄华致悼词。

  潘自力同志生于一九○四年,陕西省华县人,一九二三年参加革命,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他参加了陕西渭华暴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他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负责群众工作,为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贡献。潘自力同志历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川陕苏区省委宣传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全国解放后,他历任宁夏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西北局委员,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府副主席,我驻朝鲜、印度、尼泊尔、苏联特命全权大使。他曾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一届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潘自力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在英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转战华北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尽艰险,忠心耿耿,为全国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一个损失。几十年来,潘自力同志不论在部队,在地方,在任何岗位上,都勤奋地学习,兢兢业业地工作,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作风正派,关心群众,注意培养干部,生活俭朴,从不搞特殊化。他是一位大公无私,顾大局,识大体,深受群众尊敬的老干部、老党员,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全国解放以后,潘自力同志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在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中,坚定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外交路线,认真地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办事,工作是卓有成绩的。潘自力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但他立场坚定,顽强不屈,对林彪、“四人帮”的种种罪恶行径坚持斗争,始终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表现了共产党员襟怀坦白、对党忠诚的高贵品质。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病情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他仍渴望着能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外交部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潘自力同志生前友好四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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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tgkglxkda2010年9月25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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