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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陕西之子 发布时间：2010年11月13日下午9点45分何方，1922年生于陕西，1938年去延安抗大学习、工作，后毕业于延安外语学校。1950年进外交部，任驻苏使馆研究室主任和部办公厅副主任，一直在张闻天领导下从事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1959年下放，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1989年调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为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9年离休。研究国际关系问题50年，著有《和平与发展时代》、《党史笔记》等书。
何方做过张闻天的秘书，他买书、藏书的爱好正是受了张闻天的影响。
何方17岁在抗大教书时，就已经熟读了《资本论》。
“文革”期间，何方曾忍痛丢掉几千本书。
一百二十回《水浒》是何方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保存下来的。
何方研究党史，家中最多的是党史类图书。
何方的家安在郊外一处不错的小区里，他向我们解释说，这一处的房子是在台湾的岳父前些年出钱买的，“凭我们夫妻俩的积蓄，哪里买得起这里的房子。”何方笑着说。他的书房分为几处：客厅、卧室、书房都有大小不等的书架。其中大致可分为几块：在客厅里是一些工具书和外交方面的图书，书房里，有一些古典文学，更多的是理论和党史方面的书籍。此外，还有一个书柜，里面全是张闻天的著作以及和他有关的图书，显示着书房主人与张闻天不同寻常的关系。而在一个书架的上面，则摆放着各种版本的《红楼梦》。他说，自己主要靠勤奋自学。
看不懂的书也“强看”
何方上学比较晚，他从9岁开始上的私塾。1938年不到16岁的时候，就跑到延安去了。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他看了很多章回小说。
像《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隋唐演义》等等，也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类的图书，许多像《鸭绿江上》等新文学作品。随后就参加了救亡运动。“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开始看新文学作品的时候看不明白，因为故事情节经常岔开。而中国古典小说有一个好处，就是故事始终是连贯的。开始看外国名著，我第一遍没有看明白就看第二遍，例如看《安娜·卡列尼娜》就是这样。后来逐渐习惯了。”何方说。
因为当时延安的书不是很多，选择的余地也就很小。何方在那里看到书，正如高尔基所说，像一个饥饿的人拿到面包。他抓到什么就读什么，不管是讲什么的。有些书读不懂也看。“像《哈姆雷特》，我看了三遍戏，看了两遍书，因为全世界都在讲这个剧本如何伟大。还有郭沫若翻译的歌德的《浮士德》，我也硬着头皮看了，但没看出什么道理来。”何方回忆道。
他说自己读书有一个特点，就是时间抓得很紧，有时在行军路上也在看。再其次就是倔强，看不懂的书也“硬看”。他说，“我17岁多一点的时候在抗大当助教，给人讲马列主义。因此，像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书我也看。有些马列的书就记得很熟。”
与张闻天一起买书
在何方的印象中，张闻天是一个书生而不是政客。“他一生没有别的嗜好，就是爱买书。我跟他工作了十几年，也受到了他的影响，喜欢买书。”1949年全国还没解放的时候，何方就开始跟张闻天在一起工作了。当时张闻天在东北担任省委书记，何方在青年工作委员会任职（当时还没有青年团）。之前，两人在延安就认识，但没有什么工作上的往来。在东北时，经常晚饭后两人一起散步，或者到书店买书。
1950年，他们又一起到了北京，买书就更方便了。何方经常去书店买书，去得最多的是旧书店。像护国寺、琉璃厂，就是他去过很多次的地方。
何方买书最多的时候是1951年任驻苏使馆研究室主任以后，当时张闻天担任驻苏联大使。一到周末，张闻天就会叫上他，“何方，我们一起去书店。”然后两人就坐上张闻天的车去书店。时至今日，何方依然清楚地记得，“张闻天买书的范围之广，涉猎学科之多是我难以想象的。其中，多数是经济类的书，因为他很关心经济问题。他买土壤学方面的书，我也跟着买。此外，我们还买过气象学方面的书籍。”当时，两人在那里也看到了少数英美国家的图书，比如福斯特的《美洲史》。“张闻天的俄文、英文都很好，而我只有俄文还算可以。《列宁全集》我买了英文、俄文、中文三大套，因为我的妻子学的是英文。”何方说，“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在出版上大量补贴，书卖得非常便宜。
我在那里还买了很多中国的书，比如《三言》、《二拍》等，这些书在国外比国内还便宜，我就来了个‘出口转内销’。张闻天买的书后来装了七八十纸箱，有代表团去的时候，就让他们一次次捎带回国。我也有几十纸箱的书。”1955年，两人先后回国。在“文革“前，何方是11级干部，工资是193元，算是高工资。他说，那时的书很便宜，像现在二三十元一本的书那时才二三毛钱，自己每个月都要买不少书。而且有些书“文革”时都没有办法处理，像五十大本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就是这样。
“文革”时把旧书捐出去没人要
“文革”时，何方一家要下乡去劳动，他以为会一辈子扎根农村，再也回不来了。“抄家的时候他们把我的书装了几麻袋，贴了封条。我也不敢开。我想把它捐给公家，但是公家不要。”说起当时的情形，何方很是痛心，“我儿子当时十来岁，找来他的同学，一起帮忙处理了好几千本。”留下的只有马恩列斯、鲁迅、毛选以及极少数夹杂在里面的古典文学作品如《水浒传》、《红楼梦》等。“因为实在舍不得扔掉，就偷偷藏了几本。”何方记得，五十大本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卖的时候人家嫌书皮厚，要先把硬皮撕掉。他就在家里撕这个硬皮，很费了一番工夫，然后按两三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了废品收购站。
何方说，当时卖书的时候没有存书的概念。后来就想，这些书如果不扔，留下来也是可以的，情况没有自己当时估计的那么严重，主要是政治气氛让大家人人自危，而实际上，这些事情并没有人管。他还拿出两本“幸存物”董解元版《西厢记》。这是他从旧书摊上淘来的。而那部伴随多年的一百二十回《水浒》，是他在解放战争时从炮火中保存下来的，至今仍陈列在书架上。
现在的书大多数是别人送的
何方对《红楼梦》看得很熟，其中的回目和诗词，不管是多长的，他都能背诵。他买了各种版本的《红楼梦》，此外，不管是研究《红楼梦》的著作还是讲曹雪芹家谱或相关图书，他一见到就买。老伴见他痴迷《红楼梦》到这种程度，也对他相当支持。“日内瓦会议期间，有一次乔冠华说我能把《红楼梦》背下来，王稼祥的夫人不信，就点名让我背一首‘桃花行’，我背了不到一半，大家就相信了。”何方说。还有一次上黄山参加一个活动，一些来自上海高校的人，有点看不起我们北方人。当他们谈到不懂《红楼梦》中的一个关于宝玉妄谈禅的情节时，我给他们作了解释，他们一下子就变得谦虚了些。
除此之外，何方还有不少外国文学名著和中国历史著作如《史记》、《资治通鉴》等书。他顺口就能说出一些作品中的名言。“英国三大诗人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我可以用马君武的古文翻译背诵。”何方说，1978年以后的书，有相当一部分是买的，有一部分是出版社、翻译者、作者送的。像《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等书都是别人送的，也正好满足了自己做党史研究的需求。
“我搞了50年的国际问题研究，后来才改行学党史，所以家里现在最多的是政治理论和党史类的图书。”在他的藏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成套的《新华月报》，他从里面查到了不少资料，用于自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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