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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军队和官府抗衡的现象上看，它和赵宋似乎是势不两立的；但从深层的心里结构上看，二者又是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因而，我们用不着对梁山的悲剧过于惋惜，因为无论最后他们怎样选择，都不会使老百姓得到幸福。李逵动不动就叫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并让宋江做皇帝，吴用做丞相，他们都做大将军。其实他做大将军能比高俅好到哪里呢？吴用做丞相又比蔡京正派多少呢？只要这种“专制人格”不变，不管他是用“忠义”，还是其他什么“主义”作为包装，宋江就永远是这样的宋江，梁山就永远是这样的梁山，中国也永远是这样的中国。
这个“韩寒”完全不同于小说和博客中那个才华横溢、机智幽默、知识渊博、尖锐深刻、推理严密的韩寒。在主持人何东面前，这个“韩寒”知识贫乏、粗俗浅薄、虚荣可笑，更谈不上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起码的学识和修养，甚至也没有一个“明星”“范儿”的气质和气场。经过4个小时与韩寒的“面对面”后，何东坦言：“韩寒平时接人待物，完全不同于他文字的锋利和俏皮，他性格内向而且颇为羞涩。”从这段长达90分钟的视频可以看出韩寒与孔庆东有很大不同。或许可以说，孔庆东是装傻装流氓，韩寒则是装酷装公知。
我特别强调一点，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人类以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探索真正的市场，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有科学的进步，才能够有技术的进步，我们拥有思想市场，意味着任何思想都不应该取得垄断地位，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的宪法明确规定宪法定义修正案，这个国家不能有国教，这个国家不能离任何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言论，我们的出版，仍然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真正的希望是什么？看看我们国家在1992年发生的变化，就是一种气，就是给人们自由。所以，当年出现那么多的人，包括原来甚至没做过企业的人，突然之间去做企业了，后来还做得不错。而现在，好多一直做企业的人，却发现慢慢不太会做企业了。要创造积极的市场环境，政府得有行动，20年前就是有行动的。现在什么行动可以令大家鼓起勇气？如果政府真正下决心，把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的股份大幅度转让给老百姓，我觉得人们马上就有信心了，因为这使得中国的每一个老百姓都看到了方向。
这女生的家族可以有自己特殊的价值偏好和预期收益。但是，这件事情从公共利益角度看至少不值得提倡推广。如果她的家族拿出几百万是做慈善事业，应该有个规矩，应该以不影响村官选举为底线。如果这几百万的投入分明就是要影响选举，就更应该讲规矩。类似“政治献金”如何使用，在那些普遍实行政务员选举的国家，都有一套规定，不能随便使用。如果我们也为村官选举立下更详尽的关于竞选筹款的规矩，拿几百万“投资”一个村官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通常，慈善捐款、商业投资和竞选捐款是三类不同性质的资金，应严格区别使用方法。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2005年描绘了中国改革发展的远景，即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按这个要求，可以说我们仅仅走完了不到一半的改革路程，抑或说，以往改革开放只是一个开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开端，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将改革深入下去，中国再快速增长30年也不是难事;如果中国政治家能就更重要的改革战略和策略达成共识，并付诸行动，中国就此甩开周期性社会动乱的魔咒、建成繁荣稳定的民主法制社会，也不是天方夜谭。
人类发展史也是财富的增长史。财富与财产的不同在于，财富是一种总体概念，财产则属于个人。财富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共同创造的。人类社会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向前演进，最终趋向文明，因此产生了政治。所谓政治，其实就是就是财富的分配方式。如果说财富是一个社会共同的财产，那么这个财产的瓜分就是政治。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的崩溃，绝对不是经济最差的时候；一个国家出乱子，恰恰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没有解决好利益的分配和改革问题，从20年前苏东崩溃到今天的阿拉伯之春都是。
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权力的象征，那么刘志军·张曙光就是中国权力的象征。
南都周刊：你在书里提到一个“夜总会处女”的概念，意思是独善其身。但在中国经商这么多年，真的可以完全做到吗？冯仑：我认为不能完全做到。我说的处女是两种概念，一种是生理上的处女，一种是精神上的处女。我觉得精神上的处女我们绝对做到了。生理上的处女有三种可能你做不到，一种是你主动去卖，一种是被人强暴，还有一种被人下了药，迷糊了。我觉得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多多少少这些情况都会碰到，万通也碰到过。被人下了药，那责任不在我。
毋庸讳言，税痛、费痛都是国民的心痛。因为二者都意味着国民个人可支配财富总量的减少。因此，也就间接决定了国民可用于再生产以及个人福利领域财富总量的减少。无疑，一个国家总体税痛与费痛的深浅轻重，也就直接关系着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总体经济自由度大小。而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总体经济自由度的水平，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繁荣程度是成正相关关系的。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总体经济自由度越大，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繁荣与进步就越有可能，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国民创获财富的首创精神就越是强盛。
中国从利益分化开始到利益博弈，最后形成利益集团，乃至形成既得利益体制。把既得利益固化下来，逐步形成一个既得利益体制，破解这个体制必须从改革入手，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大环境中能够快速形成这样的利益集团。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大背景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率先富裕的大环境，这种环境下有几个要素在加速利益集团形成。第一、市场竞争决定的；第二官员队伍部分人道德缺失，导致权利烂用；第三，公平公正权威流失以及政府部门利益泛滥；第四、国有企业改制和资源开放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
